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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是打出来的不是花钱买的

尊严是打出来的不是花钱买的

中国在1949年解放建国后,在穷困交加的年代里,国家仍然具有骨气与霸气.东哥曾和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交过手并让他们闻之丧胆.网上有段子:"中国科学家称已克隆出毛泽东,美国急忙宣布南海主权属于中国,是中国的内部事物,日本宣布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没有异议,印度公开驱赶DLLM以及其伪XZ政府.....".可见,一个人的尊严不是花钱能买来的,而是动手打出来的.一个国家亦是如此.
毛泽东曾经和美国及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交手,虽说没有直正意义上战胜美国和联合国军,但起码让世界知道一个道理,中国人不能随便招惹.
毛泽东敢于和老大哥苏联交手,苏联也没从中国身上占到什么好处,倒是苏联最新式的坦克被解放军拖回了北京军事博客馆.....
毛泽东在和印度的边境保卫战中,敢于扛着世界上美苏大国的反对压力,对印度出手.印度的一个山地师精锐被中国解放军全歼,这是印度建国以来承受的最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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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

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67085.htm?func=retitle
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出兵朝鲜,为援助朝鲜、保卫中国安全,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生的战争。这场战争,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10月25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当时称为“南朝鲜”)的驻军后,朝鲜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1950年5月中旬,金日成秘密访问中国北京,他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向毛泽东通报了对韩战争的意图,而毛泽东持反对意见,认为此时发动战争时机不够成熟。斯大林随后给毛泽东电报,希望他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丹东-沈阳一线。毛泽东要求苏方提供几个师的武器,斯大林回复称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中方尽早布置兵力。而当6月25日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并未事先得到消息,这点和美国一样。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开始南进,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立即出兵干涉。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6月27日再度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交了动议案,授权组成联合国军队帮助韩国抵抗朝鲜军队的入侵。在苏联代表因抗议联合国拒绝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成员国而自1950年1月起缺席的情况下,动议以13对1(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韩国以“必要的援助”。联合国军以美军为主导,其他15个国家也派小部分军队参战。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与韩国国军均归驻日的美军远东军指挥,麦克阿瑟上将为美军远东军司令。7月5日美军参加了第一场对朝鲜的战役,公然干涉朝鲜内战。   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遣责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7月6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为非法,中国人民坚决反对。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在14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播及全国,形成第一个高潮。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及其他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后又调第9、第19兵团作为二线部队,分别集结于靠近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的机动地区。

    9月15日,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转入战略后退。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所以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线(简称“三八线”),19日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并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战争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拉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在这里综述一下中国出动志愿军支援朝鲜的详细原因:   1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中国理应扛起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朝鲜作为我们的友邻和国际社会主义伙伴。应金日成请求,理应出兵援助朝鲜。   2 国家安全的考虑。当时的新中国还面临这解放台湾的历史任务。如果不援助朝鲜,那么按照苏联给金日成的指示,金日成率领人民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组成流亡政府。那么战火将烧到中国境内,将极大的威胁到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国家安全、稳定和建设。蒋介石方面和国内反动势力将会趁机兴风作浪;饱受战火侵蚀的中国将再次面临战争;美帝国主义以朝鲜为跳板,威胁新中国安全;在地缘政治方面,形成对新中国的包围圈。   3 必须对美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遏制美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必须给美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从而使美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从而迫使美国不能轻易涉足台湾问题。   4 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这时候的中国国际地位低下,需要打赢美帝国主义,提升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对外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并鼓舞第三世界人民解放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25日,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从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其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

   第一次战役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在朝鲜  朝鲜战争的图解
人民军配合下,在朝中边境及其附近地区,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当时被称为“李伪军”或“南朝鲜军”、“李承晚军”)突然发起的进攻战役。志愿军入朝后,在开进中发现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前进甚速,志愿军已来不及先敌占领预定防御地区,且“联合国军”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以1个军的主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线进行阻击,集中5个军另1个师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圣诞节(12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共歼敌15000多人。
第二次战役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在朝鲜人  第二次战役
民军配合下,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的战役,是扭转朝鲜战局的一次战役。“联合国军”虽然已经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估计志愿军参战只不过是为保卫边界。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起旨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将“联合国军”诱至预定地区后,立即发起反击,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被迫弃平壤、元山,分从陆路、海路退至“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共歼敌36000多人。
第三次战役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为打破美国政府“先停火,后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的阴谋,突破“三八线”,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进行的进攻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占领汉城(现韩国首都首尔),并适时停止了战役追击。第三次战役共歼敌19000多人。   曾经的核威胁   1950年12月31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推进至三八线以南50英里处,汉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占领。   杜鲁门政府与联军前方指挥官麦克阿瑟的意见产生很多冲突。杜鲁门希望避免与中国或苏联产生直接冲突,不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则以军事上的胜利为优先,在朝鲜半岛的行动很多都未得到华府的首肯,有些甚至违背了华盛顿的决策。麦克阿瑟的行为在核武时代是非常危险的。麦克阿瑟提出过多次针对中国大陆的攻击,如大规模轰炸东北、动用原子弹轰炸东南沿海大城市以及邀请台湾军队参战等,都一一被杜鲁门驳回。4月11日,杜鲁门最终决定免除麦克阿瑟的最高司令官职务,由李奇微将军接任。这项命令是麦克阿瑟在无线电广播中与全世界民众一起知悉的,麦克阿瑟认为这是杜鲁门对他的羞辱。被解职以后的麦克阿瑟在全美受到数月英雄式的欢迎,但是这股热潮并未持续。
第四次战役
  是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制止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发动的攻势,争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进行反击准备,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防御战役。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主力转入休整。“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便迅速补充人员、物资,调整部署,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志愿军立即由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6个军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但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遂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抗击消耗“联合国军”。3月14日,中朝人民军队撤出汉城。麦克阿瑟同杜鲁门在侵朝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李奇微为“联合国军”总司令。4月21日,将“联合国军”扼制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虽有较大损失,但仍歼敌78000多人。
第五次战役及以后
  是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挫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反击战。以进攻粉碎“联合国军”的侧后登陆计划,夺回战场主动权。志愿军由于第19、第3兵团的到达和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重返前线,兵力已居优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导方针,歼灭其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首先集中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直逼汉城;接着,志愿军又转移兵力于东线,后,中朝人民军队,向北转移,至6月10日,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第五次战役志愿军共歼敌8万多人。   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如将主要力量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表示。中朝方面,经过五次战役,也深感在技术装备上,中朝人民军队仍处于劣势。在现有武器装备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困难的。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据此,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由运动战为主转变为阵地战为主,由军事斗争为主转变为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双管齐下”。在作战指导上,还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的方针。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
  从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斗争尖锐复杂;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战争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1951年7月26日,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竟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就范。8月中旬~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连续发动了夏、秋季局部攻势。并从8月开始,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8月18日至10月22日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展开,依托野战工事抗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局部进攻的作战。在此期间,中朝人民军队为配合停战谈判,还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方面,于11月27日同朝中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1952年春,“联合国军”方面为扣留朝中战俘,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全部遣返的主张,使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此时,“联合国军”接受了发动夏、秋季局部攻势受挫的教训,采取以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和空军的破坏活动,维持其防线和配合其谈判。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12月至1952年8月,利用战场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机,为稳固防守阵地,坚守战线,消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有生力量所进行的作战。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从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由主要用于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阵地进攻。随着阵地的不断巩固,中朝人民军队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袭击和伏击“联合国军”,抢占中间地带,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并逐渐扩大作战规模。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在沿“三八线”附近地区的整个战线上,有选择地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阵地实施的具有战役规模的进攻作战。1952年秋,中朝人民军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线进行具有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作战,攻占了“联合国军”许多营以下阵地。接着在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上甘岭战役中,粉碎了“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   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2年12月至1953年4月,为粉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企图而进行的备战活动。“联合国军”被迫放弃进行军事冒险计划,于4月26日同朝中方面恢复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   为促进停战实现,与人民军一起,发起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从5月中旬开始,先后对“联合国军”进行三次不同规模的进攻。经第一、第二次进攻作战,迫使“联  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韩国当局声称 要“单独干”、“北进”,中朝人民军队为实现有效的停战和停战后处于更有利地位,决定给韩国军以打击,于7月中旬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朝中方面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没有取胜的条约上签字的将军。

   未公开的第六次战役
  目前,我军战史都有一致的结论: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过五次战役。后来有消息披露,中朝方面曾策划过第六次战役,但没有实施。   笔者认为,这个“第六次战役”实质上实施过,就是1951年夏季、秋季防御作战。   1951年夏季、秋季防御作战,从几个方面看,都应当是战役级别的交战,甚至可以认为是第五次战役后的双方第二次战略决战。   从交战地域看,战场从东到西沿三八线展开,横贯朝鲜半岛;从双方动用兵力看,联合国军动用了14个师,中朝军队动用了人民军3个军团、志愿军6个军。双方动用的兵力,非常接近第四次战役的水平。从交战的损失看,更应当是战役级别的损失。中朝方面称,联合国军损失16万人,推进了2-9公里;美国方面称,消灭军队23万多人。就双方宣称的歼敌数字看,也是大大超过了前五次战役。从交战的结果看,1951年之后,双方战线基本稳定,奠定了停战谈判的基础。   如果说,上甘岭战役可以称为“战役”的话,1951年夏秋季的战斗没有理由不称为“战役”。但是我国军史没有给以“战役”的定性,我认为,由于是联合国军主动发起的全线进攻,我军基本上全线处于守势,只是在防御间隙穿插了战术反击,因此,不愿意过分渲染。   其实也完全没必要计较什么先后手。从实际效果看,1951年夏秋季的战斗无疑也中朝军队的大胜。   从美国和西方的相关资料看,1951年夏秋季之前的战斗记载的非常详细,其后就开始模糊了,1952年之后的战斗,根本就不提了。比如,李奇微的《朝鲜战争》,对于这一时期的交战只提到了“血岭”和“伤心岭”,其他书籍中的记载也是大致如此。这实际反映了自那以后,联合国军再次陷入了被动。如果说第五次战役是双方战场态势的转折点,那么,1951年夏秋季战斗可以认为的实力消长的又一个分水岭。   关于中朝方面的歼敌数字,笔者起初也是不太相信,后来看到美国人撰写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中介绍,“据统计,这一时期,特别是9、10月两个月内,联合国军共有6万人伤亡,其中美国人占2.2万人以上。”我才开始相信。书中还记载了几个美国师的损失,美2师3700人,骑1师2900人,“第3师于9月28日至10月6日期间,在铁原正西三角地带的血战中也付出了死伤500多人的代价,只拿下几个小山包”,就这些伤亡数字看,要比前几次战役中美国承认的损失大的多。   可见这期间联合国军的损失的确是非常大,月平均2-3万人,4个月下来应当在10万(毙伤俘)上下是没问题的。   至于中朝方面的损失,美国方面宣称23万有点离谱,这相当于中国志愿军6、7个军!日本人撰写的《朝鲜战争》给出了美国人的计算方法。   阵亡   美军:54246人;   联合国军:628833人.   失踪   美军:8177人;   联合国军:470267人.   被俘   美军:7140人;   联合国军:92970人.   受伤   美军:103284人;   联合国军:1064453人.   日本战史研究人员指出:“…..也许是从联合国军的损失倒着算出来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战场上遭受巨大损失的部队报告总是说给与敌人的杀伤比己方还要大的例子不是没有的,特别是多发生自己打得不好的情况之下。”   第三方的评论应该是客观的吧,尤其是亲美的第三方。   据国内有关资料介绍,在1951年夏秋战斗中,中朝军队伤亡在9万多人,损失也是非常大,但是考虑到联合国军在空军、炮兵和装甲兵上的优势,这样的战果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时,往往多关注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实际上在1951年夏秋,苏制装备逐步到位的中朝军队在防御战中再次彻底扭转了战局。   纠正布莱德雷有关朝鲜战争的一段话的引证错误    关于如何评价朝鲜战争,许多书刊都争相援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一段话,说他承认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错误的战争。”至今仍然不断有人引用这段话,但这实际上并不确切,有必要予以纠正。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当年历史学家姚旭在参编历史教科书撰写抗美援朝运动一节时,转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话,说他承认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错误的战争。”后来,他找到了这个说法的出处是1951年5月15日,美国新闻处的一则电讯:布莱德雷在麦克阿瑟撤职后的辩论中,指责麦克阿瑟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说:“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 由此可见,布莱德雷的话是针对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而不是针对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吞并全朝鲜的企图,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保障了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保卫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面目,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鼓舞了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的意志和决心;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我军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的敌人的宝贵经验,加速了我军的建设。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力地向世人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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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战争

62年发生的中印战争,是中国军队军力的一个顶峰,中国仅以边防部队3万余人就重创了印军主力,逼得印度全国动员并乞求美国干预,在全世界丢尽了脸面,特别是当时战略环境十分险恶,居然也敢打。当时国内自然灾害刚结束,台湾在东南沿海叫嚣要反攻大陆。国际上,中苏开始交恶,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 国都站在印度一边,英国自不别说是在印度一边;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领导人,第三世界国家都站在印度那边。毛泽东说,印度搞我们那么多年了,我们也该搞他一下。那时,毛泽东等人从来就未在乎过什么 “中国威胁论”。

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中国与印度在西藏南部边境地区爆炸了一场短暂的战争。中国方面通常将这场战争称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其战争指导上突出了军事斗争与国际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紧密配合,毛泽东曾称这一仗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选在当时与印度交手呢?
  
  印度打到了中国家门口
  
  中印自古相邻,习惯边界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基本没有争议。但自从英国占领印度后,英印政府试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为后来的中印争端留下隐患。1914年,由英国政府代表享利·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制定了“中印边界线”,即著名的“麦克马洪线”。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实施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于是,在“团结一切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口号中暂时搁置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总理尼赫鲁却对中国的这一外交策略不买帐,沉醉于“大印度联邦”的战略构想。
  
  1959年以后,印度不断对中国边界进行武装挑衅。到了1961年,中国政府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实行隔离政策,均被一一拒绝。进入1962年,局势越发紧张起来。6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截至8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一百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几十米甚至几米远,形成“面对面”的对峙,有的楔入中国哨所之间,有的还插到了中国边防哨所背后来了。尼赫鲁甚至宣称要将中国人边境地区赶出去。这也使得中国不得不放弃“忍让”,准备军事对抗,理由是“自卫反击”。

  不久前,专栏作家特贾斯·帕特尔(TejasPatel)在印度NDTV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印度输掉了1962年边境战争》(WhyIndialostthe1962borderwar?)的文章,他援引印度官方历史指出,在1959年到1960年,东部司令部司令官托拉特将军就已意识到中国对东段边界的威胁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陆军司令部以及国防部长对此未予理会,这甚至也没有引来尼赫鲁的注意。尼赫鲁没有听取反对意见,相反他任命了一些顺从的军官担任高级职务,这些人执行了他的命令,最终导致了印度的耻辱,帕特尔认为陆军最高司令部的政治化是造成印度失败的一个原因。
  
  帕特尔还指出,除了决策失误之外,更糟的是,领导人强硬和不负责任的声明使得中国能够以“自我防卫”为借口向印度发动进攻。
  
  中国采取“息事宁人”策略
  
  对于印度军队在边境的挑衅,毛泽东也并非毫不在乎。1959年3月10日,西藏少数反政府人士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共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加强戒备。毛泽东当时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做好爆发叛乱的心理准备,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的应对措施。几天后,达赖到印度寻求政治避难,尼赫鲁表示欢迎。4月中旬,尼赫鲁发表演说,随后,毛泽东下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反击,文章援引《印度快报》的评论称尼赫鲁“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
  
  4月25日晚,毛泽东又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毛泽东还认为,反击的文章“不要把话说绝”,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但尼赫鲁对毛泽东的忍让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根据中央确定的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这份建议被尼赫鲁拒绝后,毛泽东作出了一个令人不解的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


 毛泽东:不打不成交
  
  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后的两年内,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放松,反而向中国境内进攻,使得毛泽东“忍无可忍”。据《红墙见证录》(尹家民著)记载:1962年10月18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他先要乔冠华(主管外交部日常工作)和总参谋长雷英夫报告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与会人士表示赞同。
  
  毛泽东则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政治上更有利于揭露印度;二是在军事上,侵略者越深入,越便于我迂回、包围、聚歼——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军事仗”。
  
  对于毛泽东决定发动自卫反击战的理由,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是印度的政策激怒了中国,使得中国别无选择唯有采取自卫措施。但帕特尔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他指出,在196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台海局势比较紧张,然而到了6月份,局势得到缓和,这使得中国可以将更多的军队调往中印边境地区。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在10月20日发动的进攻经过精心策划,几乎与将全球拖到毁灭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同时发生。
  
  帕特尔还引用印度官方的观点,指出此时超级大国都在避免核大战的发生,而中国似乎是故意选择了这一时间发动反击,这样就无需顾虑第三方的干涉,而加勒比海的危机结束之后不久,中国就宣布了单方面停火。
  
  不管是何种原因,毛泽东亲自部署了这场战争的策略,他在会议中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张国华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又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两天后,中印边境开战。张国华提前两天抵达西藏,他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伤亡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1300也好,2300也好,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大团满员。”就这样,一场给印度带来耻辱的边境战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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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始末

1960年8月和1962年4-5月,苏联在新疆挑起两次边界事件,打破了中苏边境的平静与安宁。后来,赫鲁晓夫又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袒护印方。为了回击苏联,1963年中国明确提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1964年,中苏双方开始举行边界谈判,但无果。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向勃列日涅夫抛去橄榄枝,遭拒绝。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近百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潜在的中苏(俄)边境问题,一下子显露出来。双方边境各自陈兵百万,中苏间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漫长的中苏边界,几乎成为60年代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

苏联在边界谈判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境增兵,不断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出示的地图上竟把边界线画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国岸边,把珍宝岛划归苏联所有。从此形成争议,并在该岛开始出现摩擦。

珍宝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该岛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1915年才形成小岛,至今在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人们还可徒步上岛。该岛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名珍宝岛。岛上有中国渔民居住、捕鱼,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岛东与苏联隔江相望,相距400余米。每到冬季,江面冰层厚达2米以上,可以通行各种车辆。

从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联边防部队入侵珍宝岛达16次之多。1968年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吉普车共7辆,载运75名携带武器的军人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侵入珍宝岛,拦截和殴打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当场打伤8人。1969年1月4日,30多名苏联边防军人对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分队登岛巡逻粗暴干涉和拦阻,连推带打。1月6日,苏联边防军又侵入珍宝岛,抓走两名捕鱼的中国公民。1月23日,76名全副武装的苏联边防军人,携带军犬,分乘4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打伤20多名中国边防军人,其中重伤9人。2月6日至25日,苏联边防军又连续5次围攻、毒打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对于苏联边防军接连不断的挑衅,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克制忍让,未予还手,因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苏联边防军将中国边防部队的克制忍让态度和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视为软弱可欺。他们在珍宝岛地区的入侵挑衅活动,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对苏联边防军的武装入侵进行反击。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开始。进行了3场战斗,但规模很小,只限定在这座小岛上。

第一次,1969年3月2日上午,中国边防站派出例行巡逻分队分成两组进行巡逻。第一组抵近珍宝岛时,苏边防军立即从珍宝岛的上游和下游两个方向,出动70多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带篷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荷枪实弹,抢先进入珍宝岛,阻止中国边防分队执行巡逻任务,并端起冲锋枪向中国士兵开了第一枪。即刻两军交火,展开激战,历时90分钟。中国边防部队驱逐了入侵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

第二次,1969年3月13日,苏军3辆坦克开进我方的江叉子。我方观察苏方坦克后面没有步兵跟进,属火力侦察,便静静等待,仅用迫击炮将坦克赶走。15日凌晨,苏联边防军步兵60余人,趁拂晓前的夜幕,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向守岛的中国边防部队大举进攻。我边防部队集中火力将步兵与装甲车分割,使其不能相互配合,同时,又用火箭筒和大炮打击苏联边防军装甲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国边防部队打退了苏联边防军的第一次进攻......全天,我方与苏联边防军的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大量的步兵进行激战近9个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袭击,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一辆苏联最新型的T─62型坦克被炸断履带,滞留在中国江叉的冰面上,成为苏联边防军入侵中国领土的铁证。因此,苏联边防军千方百计想夺回这辆坦克。

第三次,1969年3月17日凌晨,苏联边防军猛烈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和纵深6公里的地域。接着,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出动70余人入侵珍宝岛,在岛上敷设了1000余枚地雷。苏联边防军布雷时,预留了一条宽20米的通路,以便把炸坏履带的T─62型坦克拖回去。为了粉碎苏联边防军强行拖走坦克的企图,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拦阻登岛的苏联边防军。17时,苏联边防军停止炮击,中国边防部队在5分钟后也停止反击。侵入珍宝岛的苏联边防军逃回了苏联境内。双方在炮战抢坦克时,结果把一米半多厚的冰打塌了,坦克掉到江里,双方炮战就停止了。

我方调来潜水员打捞坦克时苏方没有发觉,等到他们发现时已经晚了,坦克已经被我方拖走,现在存放在我国军事博物馆内。

  1969年3月爆发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我军一次正义的自卫行动,英勇的边防战士面对实力强大的敌人,用无比的勇气和出色的谋略,捍卫了祖国的主权和领土。这场冲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为:苏联方面亡58人,伤94人。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为:中国边防部队亡29人,伤62人,失踪1人.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战事停息了。几年前。俄方已经承认珍宝岛是我国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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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边境保卫战: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

引用:
“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中国政府声明

  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全长1300余公里,是双方都承认了的已定界。中国人民曾为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作出过巨大的牺牲。然而,越南在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便实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并把中国视为其推行扩张政策的主要障碍,极力恶化中越关系,迫害和驱赶在越南的华侨,直至提出对中国南海的部分领土要求。

  在派兵侵占中国南沙群岛6个岛屿后,又不断在中越边境滋事,制造武装挑衅和流血事件,从1974年的百余起发展到1978年上千起。对越南的背信弃义行为,中国政府再三向越南政府提出规劝和警告,提出通过谈判合理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然而,越南政府和军队视中国政府的主张和态度为软弱可欺,挑衅和入侵活动变本加厉。从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武装挑衅达700余次,入侵中国领土160余处,打死打伤中国军民300余人,严重危害中国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作出了实施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
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5199 ... 0%D4%BD%D5%BD%D5%F9
对越自卫反击战,又称中越战争,是指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的战争。广义的中越战争,是指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包括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1981年中国收复扣林山、法卡山之战,1984年收复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对越拔点作战,两山轮战,对越坚守防御作战等。
越南,是中国南方的邻国。历史上,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置交趾郡,越南这片土地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历史上,越南地区一直作为中国的郡县归属在中国行政区划中。随着五代十国末年越南王朝从中国南汉独立,以及宋朝收复安南失败后,越南正式成为被中国政府承认的独立藩属国。  对越自卫反击战
明朝永乐年间再次成为中国的属郡——交趾郡。近代以来,越南沦为法国殖民者的殖民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两国命运相关,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唇齿相依情同手足。越共老一批革命者都有在中国战斗的经历,中越两国在各自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越南领袖胡志明主席曾在广东参加过中国的大革命。1951年印度支那召开二大改名为越南劳动党时,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而两军历史上更产生了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越南人民军双料少将洪水(阮山)。   在越南抗法斗争中,刚建国的新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指导越军对法作战,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在与法国开战的第一次越南战争初期,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双方都反对在越南的统治者法国殖民政权。在越战期间,中国和苏联都向越南提供了援助,共同反对美国。中国派遣防空部队和工程部队进入越南,作战三年,击落击伤三千余架美机,牺牲千余人,还源源不断地向越南提供大量物资。在越南抗美抗法救国的三十年间,中国约提供给越南折合二百亿美元的援助,大力支持了越南的解放斗争。   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苏联老大哥一直是中越两国所仰仗的对象。而在越南抗法抗美期间,中国则也是越南仰仗的对象。随着中苏交恶,越南在对华对苏关系上逐渐开始棘手。而中美在1972年的接触也让尚未结束抗美斗争的越南感到不安。对于奉行实用主义的越南,在国家尚未统一之时,和中国、苏联的关系面子上都要维持。1975年越南统一,越南开始决定与苏联发展更为亲密的外交关系——因为苏联比中国强大。越南党中央亲华派如长征、武元甲逐渐靠边站,不再重用,党章里的毛泽东思想也被取消。在国内开始疯狂排华,打压华侨的正常生活,导致大量越南华侨返回中国。在中越边境则挑起武装冲突,派遣武装人员越界进行侵扰,打伤边民,推倒界碑,蚕食边境,制造了浦念岭、庭毫山等事件。随着中国与美国恢  对越自卫反击战
复外交接触,中越两国的关系则开始变得严峻了。   对于本次战争的起因,中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称:“越南政权三番四次挑起边界事端,严重地骚扰了中国边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方一再发出警告,越方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发动边界自卫反击战,对越南实行惩罚。”而越南的河 内之声广播电台,则指责“北京扩张主义集团”,表示:“北寇(指位于越南北方的中国)妄图侵占邻邦的领土,以遂其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越南)党中央和政府号召全体军民再次奋起反抗外族侵略。”
  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战争,进入七十年代,冷战后期中国与苏联持续处于敌对状态,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近百万达44个师,而中美关系则开始正常化。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揭开中美关系新的篇章。中美两国从此开始酝酿关系正常化。这对当时仍与中国友好而与美军交战的越南来说,却无疑是个坏消息,因为这将意味着中国将有可能减少甚至终止对越南的支持与援助。越南心中不满,转而全面投向苏联。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苏联来说,也是一大坏消息。在中美苏大三角中,中苏自六十年代交恶,从此成为死敌。中国也从此成为孤家寡人,环顾四周,并无一个朋友。苏联原本想利用越南达到对中国在战略上实行全面包围,形势对中国极其险恶。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当然看到这一点,尤其是同越南关系逐渐恶化,越南投靠苏联倾向逐渐明显的情况下,如何突破战略上的不利形势以达到对抗苏联的目的,就日益成为中国的迫切需要了。   另一方面,美国在越战中日益不利,失败已成定局,心虽不快,也属无奈。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了解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和在地区事务的分量,美国国内开始有人主张同中国全面发展关系,以谋求在亚洲地区实现和平,同时对苏联在亚洲势力扩展进行遏制。而这一点,竟然同中国的利益惊人的一致,因为中国就是需要寻求这样的战略“盟友”。共同利益使中美一拍即和,接下来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开始关系正常化及建交谈判,不一而足。  越南地图
中美接近对越、苏无疑构成重大威胁。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并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华的举动。对内大加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骚扰我边境,打死打伤我边民及边防军,入侵我国土拆毁我界碑。中国政府一向以和为贵的主观愿望对其所行尽力忍让,更进一步强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然而,中国并非无能之辈,暂时忍让仅仅是由于时机尚未成熟,不便大动干戈。当时机来到,便给与越南狠狠教训,这是后话。总之这印证了这样的话: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1978年9月29日,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苏联出于牵制中国的目的,1978年11月3日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扩张。   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随后立即访美,被问及对越政策时,胸有成竹地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其实大军早就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了。在1978年12月底,已有22.5万解放军集结在中越边境。
 在东南亚,越南则走上了扩张的道路,打败美国,并有苏联支持,装备有苏式美式装备的越南开始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越南的前身就是印度支那,在1951年印支二大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分别建立。但是这时,越南提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一统三国。在老挝革命成功,政府亲越的情况下,1978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向柬埔寨发动了入侵,并迅速占领了整个柬埔寨。虽然越共和红色高棉曾经有过合作,但是当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掌权而建立柬埔寨民主共和国后双方关系开始恶化。越南谋求建立以越南为主导的印支联邦。柬埔寨拒绝了这些要求,而且在1978年,作为反制柬支持一支越南游击队入侵西越。越南在苏联的默许下,入侵了中国的盟友之一——柬埔寨民主共和国,并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红色高棉的统治,历史上有不同的评论。柬埔寨现在将越南推翻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定为“胜利日”,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历史上并不得人心)。同时越南在国内大规模排华;越南方面对中越边境的陆地、海洋提出主权要求,宣布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纳入其版图范围,出兵继承了越南共和国(南越)对南沙群岛部分岛屿的占领,并与中国发生了边境冲突,而此前越南(北越时期)则明确表示南海诸岛为中国领土。   中国政府方面声称“上述种种举动威胁了中国的边境安全和影响了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为了捍卫主权,惩治侵略者”而发动了“自卫还击战”进入越南。而当时国际上大部分西方国家认为越南应从柬撤军,中国则应从越南撤军(实际上中国在一个月后撤军,而越南则仍通过傀儡政权维持对柬占领)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认为是中国侵略了越南,亚洲大部分国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国也要求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而中国也应自越南撤军。

 对中国来说,越南在北方蚕食中越边境,又在1978年入侵中国南方盟友柬埔寨,这是赤裸裸的地区霸权主义,是对中国周边安全的严重威胁。当时的中国,主要压力还是在东南台海一线和北方中苏边境。对越南越来越反华的背信弃义的行径,广大边民和边防部队气愤不已。为了支援柬埔寨的反侵略斗争,使越南陷入两线作战的环境,并且为了维护  人民日报关于开战的报道
边界安全。   再则由于国内刚刚结束十年动乱,而且军队自1962年以来已经十多年没有打过大仗了(仅有1974年海军收复西沙群岛),中央军委决定以多击少,用牛刀杀鸡。1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并于8日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命令。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任命东线广西边防部队总指挥为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调曾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作为中国军事顾问援越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担任西线云南边防部队总指挥。人民日报关于开战的报道我军战役部署: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缺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我军之战役决心: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集中优势兵力,迂回包围,速战速决,歼敌速回。   1978年12月8日上午,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作战命令,称“无论战果如何,我军攻克高平和谅山后不得恋战,即行撤回”。同时,与苏联、蒙古接壤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均进入一级战备,临战状态,防备苏联的进攻。这四大军区的乙种步兵师补充人员装备扩编为战时甲种师,各野战军离开营区进入野战地域(参见63军大事记、16军大事记)。这也反应出当时中国认为主要的威胁在北方,因此在越南战场上投入的仅是次要兵力。   广州军区于1979年1月8日上午完成战术准备:4个野战军、3个地面炮兵师和高射炮兵师、铁道兵3个团、1个通信团、1个防化团、航空兵13个团另6个大队全部进入待命地点。(另空军高炮和地空导弹部队也同时完成战术部署;海军南海舰队在川岛以西各港口集结各型舰艇一百二十余艘和作战飞机一百七十余架。)   昆明军区临阵易帅,杨得志司令员1979年1月7日中午抵昆明上任,8至10日军区扩大会议研究作战部署预案。12日总参、军区、军、师各级领导赴边境调研。同时参战的11军、第13军、第14军和云南省军区边防部队,以公铁输送紧急开进,至1月10日凌晨完成战役展开,2月9日深夜完成了作战准备。   1978年11月底,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参战部队完成一切行动准备。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战略展开命令。12月13日,下达开进命令,至12月底,中国军队9个军、22.5万人云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箭在弦上。   1979年2月17日即农历己未年正月二十一日凌晨4时半, 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中国军队,以9个军的兵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空军部分战机起飞,沿边境我方一侧巡逻,海军部分战舰进入北部湾保卫石油平台。
引用:
李光耀:邓小平决策对越自卫反击战内情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字面上是“乌龟蛋”的意思,他的通译员译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100多亿美元,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他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他说完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我问他可要我立时发表意见,或者先休会到第二天再继续,以便他有时间更衣用晚餐,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思考他的话。他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邓小平邀请我再到中国访问。我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他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听后沉默不语。

  联手孤立“北极熊”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我们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东南亚没有所谓的“海外苏联人”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发动共产主义叛乱,有的却是受到中共和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的“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较低程度上在印尼,构成威胁。更何况中国公开宣称它同海外华人因为有血缘关系,甚至逾越“海外华人”归属国家的政府,直接号召他们,唤起他们对中国的爱国意识,怂恿他们返回中国实行“四个现代化”。

  几个星期前,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补充说,范文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家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邓小平却拒绝这么做。范文同也答应不支持颠覆活动,邓小平没有做出承诺。马来西亚人一定对邓小平存有怀疑。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印尼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致使我的亚细安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亚细安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安各国政府看来,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也许他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我说,要亚细安国家对他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议彼此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我稍微停顿一下。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和印尼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只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我所说的话,不过补充说他自己绝不会仿效范文同。邓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国家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歼灭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为人,他不可能这么做。他说,范文同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因为范文同属于“另类员”,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邓小平:中国人说一句是一句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至于那方面,通译员说,邓小平没什么要补充的。其实邓小平用华语说的是,他已经“没兴趣再重复了”。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晚餐时,我请他尽管抽烟,他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设法少抽。整个晚上他没抽烟,也不用痰盂。他看过报道,知道我对香烟敏感。

  他离开以前,我再到总统府别墅会见他,谈了整20分钟。他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贺。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在岛国仍是个殖民地时,他跟它有过一面之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路经这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我一直要到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渴望到美国去。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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